发布日期：2025-02-05 08:26 点击次数：136
1939年6月24日，在合肥的青龙场，新四军第四支队的指挥官高敬亭英勇牺牲，他在中弹前高声呼喊：“为了共产主义，万岁！”
两天之后，毛泽东收到了一封急电，电报上赫然写着“高敬亭已被执行枪决”。看到这几个触目惊心的字，他愤怒不已，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。
毛泽东提高嗓音，严厉地质问道：“这世间还有没有公理存在？我已明确说过，不能杀人！”
原本，中央关于高敬亭的处置决定迟延未至，待项英与叶挺接到延安传来的“暂缓处决”急电时，高敬亭已不幸遇难，局势已无法挽回。
高敬亭，河南新县人士，亲身参与黄麻起义，后转至鄂豫皖苏区投身革命。红四方面军反“围剿”失利，主力踏上长征路，而他则坚守苏区，延续革命希望。
高敬亭无暇多思，迅速将所剩寥寥的战士重组为红28军，他亲自上阵，同时肩负起党、政、军的领导重任，全面统筹。
抗战的烽火燃起后，国共携手并肩。高敬亭带领团队接受整编，他们化身为新四军中的精锐力量——第四支队，肩负起抗日救国的重任。
原本仅由老弱病残组成的留守队伍，在高敬亭的带领下，迅速壮大为拥有1500名战士、战斗力卓越的主力军，这一转变令人瞩目，高敬亭的贡献巨大。
接下来的一年多时光中，高敬亭展现了卓越的指挥才能，他与日军及日伪军交战上百场，成功击毙日军超1700名，并歼灭日伪军4000余人。
辉煌的战斗成果，让更多怀揣理想的年轻人投身高的麾下。高敬亭遇难之前，第四支队人数已超八千，其战斗力在众队伍中独占鳌头。
高敬亭在军事生涯早期就常独自作战，到后来更是独自指挥战役，这让他逐渐养成了独立决策的习惯，也喜欢上了自己说了算的方式。
在鄂豫皖苏区，领导层盛行“肃反”运动，不少人以此为借口排挤对手。高敬亭便是此道高手，长征前后，他利用“肃反”之名，除掉了包括75师师长姚家芳在内的多位将领。
高敬亭作战勇猛，对内外皆不留情。他无法容忍任何人对他的指挥提出异议，即便是中央派来的人也一样，这为他日后的不幸结局悄然铺垫。
高敬亭领导的红28军经过改编后，中央派遣经验丰富的郑位三担任副司令（即政委）。郑位三上任后，严肃指出高敬亭在肃反行动中存在过度扩大化的问题。
高敬亭坚决主张撤换戴季英，对上级指令阳奉阴违，甚至提出诸多条件，显得颇为自负，行为中透露出膨胀的迹象。
那时，中央军委发出了进军命令，命高敬亭率部向东挺进。然而，高敬亭却寻找各种理由推辞。戴季英一到第四支队，就与高敬亭产生了激烈的争执。
高敬亭心生不满，在任命仪式上擅自做主，把戴季英的职位调整为政治部主任，自己则担任起领导戴季英的职责。
戴季英因痴迷于“肃反”行动，预感留在原地将面临危险，于是悄悄跟随中央派来的人员离开了。与此同时，中央急令高敬亭加速东进，那时的皖东是敌后区域，而前线则位于黄河、武汉及广州沿线。
中央期盼高敬亭能迅速进军皖东，但他却一再拖延。原来，他舍不得离开苦心经营的大别山，还自觉功勋卓著，一个支队长的职位，难显他敌后斗争多年的功绩。
高敬亭心生一计，假装生病，暗中安排他人引领队伍东行。中央屡次派遣说客，包括新四军领袖项英、叶挺等亲临，却都无法动摇高敬亭的决定。
在大会上，叶挺极力劝说高敬亭继续向东进军。然而，他一转身，高敬亭仍坚持“按兵不动”。仅有两个团，遵循叶挺的直接指令，勇敢地迈向东方。
五月中旬，新四军中发生了一起严重事件：四支队七团的团长与政委，率领两个警卫班突然叛变。此事引起新四军高层的高度警觉，叶挺将军迅速做出决定，将高敬亭扣押起来。
关于高敬亭的近况报告送达延安后，毛主席下令将其带回延安以教育为主。但遗憾的是，电报抵达前，高敬亭已被扣押20天，最终在肥东青龙场遭枪决。
上世纪50年代，毛主席在合肥访问时，心中仍对一件事难以释怀。当地老人纷纷称赞高敬亭，让他深感高或可教化，不必处决。
1975年，高敬亭之女满怀期盼地向毛主席寄去信件，恳请为父昭雪。病榻上的毛主席亲笔下令，深入调查高敬亭一案，力求还原真相，恢复他的名誉。
在被错误处决38年后，高敬亭的冤屈终于得以洗刷，历史给了他迟到的公正评价，让他的名誉得以恢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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